尹学芸阵亡中篇小说专号

想到的都是与小说无关的场景，但，是在那个年代。

写县志的只有我和小汪两个女生，我们结伴去外省市调查史料。依稀记得午后两三点在保定下车，餐馆都不再营业。我们饥饿难耐，找到面盆和馅，自己亲自动手包饺子，吃到嘴里才发现，那馅是馊的。老板娘在旁边奶孩子，我们吃了洗了碗，把钱扔到一个纸盒子里，走了。县境边上的乡镇叫三岔口，要横穿整个大洼。午饭吃过，何书记一再要我们避一避滂沱大雨，可他不知道，我们想冒雨在大洼里行走。于是每人一辆单车上路，天河像开了口子，哪里是淋湿那么简单，简直是要把你变成水族啊。我们响声大气地说，笑，吼，大洼空无一人，只有雨和我们。在马路中间，我们把车骑成麻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四十几公里的风雨路，就是被我们顶回来的。又是个大雨天，机关的人都下班了，我俩冲入雨中，穿过鼓楼那道中轴线时，一个司机把车窗摇了下来，对闲庭信步的我们说，行啊，姐们儿。话没说完，风雨灌进了车窗，他匆忙把玻璃摇了上去。我们哈哈大笑，拐到古街西口，我花42块钱买了条玩具狗，后来我写了篇短文给晚报，《给自己买个玩具》，得了50块钱稿费。

下乡到上仓镇，小旅店的床铺色彩斑斓，根本不敢去放屁股。我领她回我家住，夜里聊得兴奋，我们借着月光去后滩偷白薯。说好了，只看看白薯长什么样。刚一下河堤，我路熟，躲开了被洪水冲开的那个豁口，可忘了提醒她，她一下从那里跌了下去。就一人深吧，可下面都是拉拉万，满地串，开白花，下黑蛋。割到身上那叫一个疼。白薯没偷成（还没长呢），我俩笑开了花。早晨我妈说，你们这是干啥呢，就听你们叽叽叽的，笑了一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敏感时期，我去了趟北京。因为父亲在北京务工，母亲在那里给他做饭。我去了三天，回来办公室兼宿舍里坐满了等待我的人，有十二个，或十四个，记不太清了。其实我能知道什么呢，从小县城坐一辆摇摇摆摆的公交车，去置身人海，那些个见闻，都是雾里看花，很难对得起他们的殷殷期待。可这就是八十年代，我在小说里取名埙城的那座小县城的青年，像这个时代一样，都走进历史了。行政区划上正在撤县建区，现在回头想，阵亡的除了小倭瓜，肯定还有别的。

对，这个小说的原名就叫《阵亡了一只小倭瓜》。

——尹学芸

一

多年以后，我和民子重新成了朋友。

民子从西城跑到东城，骑车要半个小时。她戴着大草帽，略施脂粉的一张脸，还像年轻时一样花团锦簇。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民子的美丽，漆黑如墨的眉毛，杏眼亮如星子。嘴角、唇线、鼻翼、下巴，都有种特殊的属于女人的味道。即便眼下已经步入中老年妇女行列，若不是耳后的一块皮肤有些褶皱，依然看不出多少生命流逝的迹象。我们二十几岁认识的时候，我经常看着她出神。想她的命运轨迹不知是什么。幻想中，她会有一份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在远处，像童话中的王后或公主一样。

她到我家来，把车子放在院子里，或者干脆停放在外面的甬路上，第一件事就是拔草。她总是说，你太懒了。这要是我的家，我一根草也不让它长。丁香树下，蔬菜畦里，就见她的右手拧来拧去，左臂垫在弓起的膝盖上，掌心托着一大把野草。我倒背着手厚颜说，我不拔草不是因为懒——看野草生长也是个情致啊。她说，那不一样，野草会抢了蔬菜的养分。看这种“搬倒驴”，长成了会把蔬菜吃了。她手里抓了棵深绿色的片状野草，还在初长阶段，已经雄浑得很有气势了。看她拔下来费力气的样子，我问，这个就叫“搬倒驴”？过去听说过。民子说，到了秋后你就知道了，它会长到锅盖大，真要使出驴的力气才能把它拔下来。几畦蔬菜依次是韭菜、辣椒、黄瓜、豆角、茄子。靠里的一端，种了两棵小倭瓜。南方人称南瓜，但湖南人称北瓜。我们就叫它小倭瓜，开黄灿灿的花，不生虫害，香气招蜂引蝶。眼下它已经爬满了架，毛茸茸的叶子硕大无朋，茎是一种空管，皮肤像锉刀一样，若与你的皮肤相碰，会叫你奇痒难耐。

民子走到那里，倏然折返，让我有了心思。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一些褪了颜色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骤然升腾了一下。她的草帽系着带子，兜住了下巴。这让她看上去就像个农妇。年轻的时候，她就经常是这个样子。

有一天，我用稿费请大家看电影，是美国的《乱世佳人》。电影演到女主人公戴着草帽割麦子，李滚脱口而出：这人多像民子啊！民子就坐在我身边，双手托腮抵在前边的椅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银幕。直到电影结束，才幽幽说了句：净瞎扯，我哪里有人家漂亮。李滚说，我说的是草帽，你的草帽比她的漂亮。大家哈哈一笑，走出了电影院。

这是年的秋天。天空湛蓝，清风干爽。柿子树上的磨盘柿已经开始红了眼圈。在鼓楼前边的这条街上，埙城的诗人们依次从电影院走了出来，在铁一木的带领下，穿过了灰扑扑的人流和车流，去槐树后面的冷饮店喝香槟。我走在最后，像一个尽职尽责的主人一样，唯恐有谁掉队。这里是张家大院的一个耳房，被有识之士在房山上开了一面窗，便成了所谓的门脸。张家大院是县级文保单位，占了西部的半个县城，有青砖灰瓦百余间老屋。抗战时做过29军军部，宋哲元将军就在此办公。据说张家的男女由此走上了抗日前线的不在少数，后来都不知所终。眼下安顿着文物保护部门，可谓相得益彰。按照惯例，我请看电影，香槟肯定另有人埋单，一般都是首先倡导者。果然，从打迈进冷饮店，铁一木就开始摸裤兜。只可惜摸来摸去什么也没摸出来。爪哇岛凑了上去，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这些都在我的眼睛里。我当时还在想，铁一木又没带钱包。像过去的许多次一样，铁一木总是不带钱包。爪哇岛总是那个补台者。铁一木在政府部门供职，官居科长，是这群人里面最有前途的。他长得五大三粗，诗却写得像怀春的少女。爪哇岛则是个体小老板，说不好听些，就在市场的一个角落卖卫生纸。是那种大卷子卫生纸，戳起来像草捆一样。他出来参加活动，摊位就由他老婆看管。他老婆总因此跟他干仗，可爪哇岛毫无惧色，曾经顺着市场转圈跑，他老婆在后面举着笤帚追赶。骂他说，我让你再写诗。还蓝的血，绿的血，这是人话吗！《蓝的血，绿的血》是爪哇岛诗的题目，他的诗大体都是这样一个风格，超现实。他媳妇说诗的语言不是人话，这在埙城也是美谈。这样的聚会我们隔三岔五就有。不同的是，别人请吃请喝赏花玩景，我喜欢与众不同。我说，我请你们看电影吧，美国电影。于是提前预订了十一个座位，都是正中间的位置。一块五一张票，我花了十几块钱。这十一个人自成一圈，是埙城的创作主体。外围还有沙子似的一群诗人，但他们很难融入这个圈子。不是他们的诗歌不行，是这里的气场不适合他们。

单薄的木桌，柳叶一样窄的长条凳，我们占据了两张桌子。我坐在主要的位子上，民子坐我旁边。另一侧则是铁一木、爪哇岛、李滚和林泉。这样的排序有些像几年以后的电脑自动生成，看似随机，其实是固定格式。

每人一瓶香槟在手，我特别想有人抻起话头，说说这部电影。委实好看。人物、故事、画面、音乐，都足够吸引人。可如果我不请，谁都不会主动到影院来。大家都以不看电影为荣久矣。有一次，我们特意谈起过。看电影的经历，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那时什么电影都看，什么电影都好看。到八十年代末就不行了，十年是一个时代，如果在时代初还有些小学生心理，那么到时代末就是指点江山的才人了——才子佳人。人在高处，眼界自然就宽。以穿着为例，时代初的时候女士流行呢子大衣，双排扣，大翻领，松松垮垮。时代末则人人一条健美裤，包裹着细细的腿和圆圆的两瓣屁股。若是在深夜行走，就像没穿衣服。我为什么请大家看电影，因为我在《诗刊》上发表了一组诗，诗刊给了一百二十元稿费。这组诗没有什么好说的，能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诗歌的，整个埙城只有我一个人。

这也是我为什么坐主要位子的原因，即便我不坐，那个位子也不会有人坐。

没人谈论电影，这让我的等待落了空。大家不约而同说起了一个人的名字：舒宇。

看我懵懂，民子倒了一点香槟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写出了这两个字，同时在后面加了小括弧：大诗人。

铁一木补充说：我们埙城终于有了大诗人。

这话让我听起来那么别扭。我问他写过什么作品。铁一木说，那就多了。很多大刊物都有他的诗歌。他最新的作品是《阵亡了一只小倭瓜》。

民子表现得很神往：《阵亡了一只小倭瓜》，多好的感觉。

我说，说说内容。

铁一木说，他刚有个题目，大概还没来得及写。这是他童年时候的印象，一只小倭瓜半路夭折了。当然，这只是表象，真实的背景，是为了怀念一个人。

爪哇岛说，他女友，也叫舒宇。

李滚挪动了一下屁股，似乎是在抢着说：三个月前死在那个地方了。

李滚的表情严肃，让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当然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

铁一木说，北师大的高才生，马上就面临毕业了。

爪哇岛咂了一下嘴，说太可惜了。

民子眼泪汪汪说，他们原本要在秋天结婚的。

这一连串的信息令我瞠目，我有点消化不了。我和大家一样沉默了，可我的沉默肯定与别人不同。他们似乎是在为死者默哀。可这个死者我闻所未闻，比这更重要的是舒宇这个“大诗人”让我有了不好的想法。他是谁？怎么就像空降到了埙城？为什么我一无所知？这就像个预谋，是什么原因把我屏蔽在了整体之外？这些情绪在我脑海里翻腾，脸上也逐渐挂了颜色。我看着林泉背后的白色墙壁，下面刷着豆绿色的墙围子。在白色与豆绿之间，躺着一片蚊子血。我的心绪此刻就像这片蚊子血。恶劣糟糕到无法言说，我注意到林泉一直没有说话，他是个哲人，专门写让人读不懂的诗。这个时候我需要同盟军。我问林泉，你知道舒宇这个人吗？

林泉笑了笑，习惯性地用手抹了抹脖子。说舒宇这两天一直住在我家里。每天早晨吃六个煮鸡蛋。顿了顿，林泉看了眼周围的人，补充说：我们都只吃一两个，他每天早晨吃六个，胃口可真好。

李滚说，反正我只能吃一个。

铁一木说，我最多能吃两个。

爪哇岛说，舒宇对鸡蛋有特殊的癖好。

这些寻常语言却刺痛了我的神经，我开始变得尖刻：他的前世难道是只母鸡？

气氛骤然有些冷。没人回应我的话。我的话就像风干了的响尾蛇，黏黏地贴到了那片蚊子血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上毛茸茸的，像长了无数根倒刺，自己不炸一下，那些倒刺就会深入皮肉，无法剥落。

就像我是根木头，他们再不理会我。话题和身体的姿态都逐渐在聚拢。有关舒宇的话题进行得夸张而热烈。最起码在我听来是这样。一个说，舒宇的祖籍虽然在偏远的乡下，但他家有个巨大的酒窖，三十年茅台就有无数瓶。一个说，舒宇家的书房阔大得像间会议室，四壁是高到屋顶的书橱，都是书。一套巨大的桌椅放在中间的位置，桌子上笔筒就有若干个。舒宇写诗时，激昂起来笔会在空中乱丢，一首诗写完，地下躺着的笔无数。民子的声音尤其刺耳，她讲的是一个坐怀不乱的故事。舒宇某天去首长家串门，家里只有首长十八岁的女儿。舒宇想走，女孩说什么也不放他，她说自己在生病，不信你摸摸。舒宇摸了摸女孩的额头，果然很烫。舒宇想叫卫生员，女孩不让，说自己对药物过敏。她说哥哥陪着我，我睡一宿觉就好了。这晚舒宇睡在了师长夫妇的床上。半夜，女孩裹着一条毯子滑溜溜地钻进了舒宇的被窝，说哥哥抱抱我。舒宇抱着女孩，轻拍她的后背，给她讲鬼故事，哄她进入了梦乡。转天早晨，女孩果然退烧了，她对门口的两个卫兵说，去，你们俩，一起去给我买卫生巾。商量好买什么牌子……卫兵走了，舒宇从师长家出来了。这一夜，他心如止水，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我都有些听入神了。这样的故事，老少皆宜啊。铁一木大概觉得我受了冷落，咳嗽了一声，一口痰准确地射入了墙角。他闪着身子看我，说舒宇谈起过你。他说你应该起个笔名，王云丫这个名字忒土忒俗气。

一下勾起了我心里的不愉快。我轻蔑地说了句：舒宇是谁。

二

倭瓜秧从春天下种到夏天繁华，我从没把它与什么人，什么事联想到一起。瓜种是我去年秋天登山时从草丛里捡来的。一定是山脚下的人家栽种的倭瓜红杏出墙，爬到了遥远的山坡上，然后在草丛里诞生了一个孩子。它后来长成了一只巨大的磨盘倭瓜，被我费尽周折搬回了家。切开那只老倭瓜，我发现它是个优良品种，皮薄，肉厚，籽少。籽是瘪的，但我还是挑尽可能饱满的留起来两枚，放在窗台上晾晒，也没忘记春天丢进了闲置的花盆里。山地的倭瓜味道好，水分少，所以我精了几分心。施肥、浇水、日光浴，从早春就搬进搬出。出苗带给我的惊喜，到它爬上架，开出第一朵金黄色的花，已经转换成了巨大的幸福。

眼下民子迤然走过去，一下子催生了我二十几年前的一些记忆。那些不良情绪穿越时空瞬间灌满了我的脑海，没想到还那样清晰且饱满。当然，这些情绪我不说谁也不知道。我平淡如水，面含笑意，看着民子走向小倭瓜，没有停下脚步，又折返回来，我隐隐有些期待吗？期待民子像我一样碰触那些发霉的往事吗？其实是期待民子能够跟我直面以往的岁月，开诚布公地谈谈心。我们从来也没有机会谈过那些青春的过往，她如果不主动，我不可能旧话重提，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我用心观察她，民子的脸上一排怡然，像是所有的日子都没有被记忆储存一样。她就是平面的、单纯的、没有历史也没有昨天的民子，分明，也没热爱过诗歌。我哂笑了一下，也许自己想多了。我让她进屋去洗手，她说，进屋干啥，我愿意看这些绿。我说，小倭瓜总也坐不下果儿，昨天又阵亡了一个。说起“阵亡”，我有些心虚。那里是一截粗壮的瓜蔓，长着核桃大小的一只小倭瓜。昨天还是充满希望的盈盈绿色，不想一夜之间枯萎了。瓜蛋蛋成了枯黄色，花朵粘连上面，变成了一种深褐色，连同那一截瓜蔓都受了影响。民子爽利地说，掐尖、打花。性生活不和谐，想结果都难。说完，就真的动手了。我说等一等，我给你去拿橡胶手套。她说，老皮老肉的哪那么娇嫩。我看着她手腕一拧，几朵雄花就落在了手里。头上有蜜蜂嗡嗡在飞，花粉飞扬起来，在太阳的光线中，香气像长了翅膀。

民子果然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

我和民子是在文化馆举办的有关诗歌创作培训班上认识的。那时候，这样的文学沙龙隔三岔五就有。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天下着大雨，屋檐的雨线像瀑布一样不断流。我们在阴暗潮湿的古老建筑里讨论诗歌。隔壁就是一座千年古刹，辅导老师故作神秘说，文化馆的院子里经常闹鬼。有个人夜里小解，鬼在前方给他打灯笼。随即，他又说，这里有诗的意象。

房门“哗啦”打开，用粉色雨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人走了进来。雨水淋漓地在砖墁地上淌出了一个圆，来人脱下雨衣，大家都惊叹了一声，是在惊叹她的美貌。辅导老师介绍说，这是民子。埙城最美丽的诗人。民子来得晚，走得早，是因为她的职业特殊，在招待所的餐厅当服务员。在午饭和晚饭之间，只能休息两个小时。除了她美丽的小模样，那天没给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自我介绍时，她说自己写了几百首诗，却从来没有发表，引来了大家的哄笑。民子却很自若，秀气的脖子高挺着，一点也不觉得写诗不发表是件难堪的事。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工作在一个院子里，住的地方就隔一张楼板。我问她住几楼，她说二楼。我问几零几，她说。原来我的地就是她的天。这一句诗的语言很得辅导老师赞赏。民子随即说，什么时候我要到“天上”去看看。

单位租住在政府招待所的一层楼房办公。是三层到顶的火柴盒，墙体上爬满了爬山虎，楼前是一片桂花园。几簇桂花生得蓬勃，但比桂花更蓬勃的是杂草，一片园子显得杂乱无章。一楼是库房。就见招待所的小推车进进出出，进去时，白色的床单被罩堆积如雪，出来则变成了豆腐块，叠放得整整齐齐。二楼是员工宿舍。男人是蓝工装，女孩是清一色的白罩衫。立领，胸前绣有“政府招待所”几个红字。因为夜班下得晚，经常听到他们大声地尖叫，敲盆子敲碗，弹唱，或放着嘎吱作响的录音机。三楼则是我们单位的办公用房，格局与下面别无二致，但都挂着白门帘，上面印着单位名称。隶属政府部门，做的是些史料征集工作。其中的室，是我的办公室兼宿舍。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去招待所食堂就餐。是一间巨大的饭堂，摆放着横竖数不清的桌椅，每一面桌子都硕大无比。这是给全县一些大规模的会议准备的，平时则只能闲置。我们端着饭盆打饭，依稀记得师傅姓崔，是一个尖脑顶、短脖子的小老头。如果不加餐，饭菜基本上是两种，豆芽炒肉和菠菜炖粉条。因为没有客人，穿着白罩衫的女服务员仨一群俩一伙的倚窗站着，说笑话，也对我们品头论足。我们单位是临时机构，人员都是借调的，都显得奇形怪状。老的老，小的小，有独身主义者，还有坐了许多年牢房的犯人，见谁都点头哈腰。因为学识渊博，也被领导挖来了。

民子那个时候叫郭久梅，是招待所餐厅的临时工。别小看那时的临时工，都得模样周正，身材窈窕才行。民子在这些姑娘中，无疑是最出众的。因为政府招待所不对外，来往的客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服务员年轻漂亮，就经常有传奇故事发生。比如，就有模样可人、脾气乖顺的女孩被某个要人看上，做了人家的儿媳妇，从此步入豪门。这是典型的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灰姑娘的故事。再过二十年，灰姑娘的故事不宜张扬，因为一起上床的可能是王子的爹。

民子第一次到“天上”来，我的眼神就痴了。她穿一件月白色的荷叶领衬衫，头发高绾。眉目中那种精致和清澈，不由我感叹，上天真是不公平，怎么就把人家造得那么好看。我们一见如故，我身上无疑也有民子喜欢的东西。

那一晚，她就睡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月亮从窗外偷窥，秋风送来桂花的香气，我和民子彻夜长谈。年轻的日子就是那么好，谈话的主题永远形而上。我们相向侧卧，枕着自己的一只胳膊，中间是一块单人床大的黑夜，正好是我们彼此都能注视的距离，黑亮的眼睛都能映出对方的影子。我们除了谈经历，就是谈诗歌。民子大我一岁，看上去却像是比我小。民子是一个不懂得运用自己美丽的人，她做了三年服务员，心性还是像山里的小姑娘一样淳朴。

就在那一晚，民子果断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当我把她介绍给朋友们时，从没想起过她原来还叫郭久梅。

是的，我拥抱过民子。在暗夜的星光底下，我要抑制自己的冲动才不去吻她。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她，她眼睛很亮，嘴角漾出迷人的笑意。她说你若是男人就好了，我就嫁给你，然后让你养着我。我每天在枕边给你读我写的诗，就像十八世纪的俄国贵妇人一样。哦，我们都喜欢列宾，自画像中那种眼神，多么让人心动！那么多契合点，我们想不相爱也难。两个女孩子的爱情，同样能让空气变得暧昧且香暖。每每在饭堂看到她，我会由衷地笑出心底的花朵。她生日那天，我冒雨走到很远的古街西路，花四十四块钱买了一只真皮玩具狗。要知道，那可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至今都还记得牵住民子手的感觉。那种战栗、潮湿、惊惧，诸多复杂的情绪都集中到了神经末梢，然后又传导给了我。跟牵别的女孩的手不一样，但跟牵男孩子的手也不一样。

在这之前，发生了件不愉快的事。团委搞了一个青年精英沙龙，就在影院附近的地下舞厅。在他们眼里，我无疑是精英，因为我接到了烫金请柬。我让民子陪我一起去，民子特意请了假。我让民子陪我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我不会跳舞，在舞厅，多一个朋友会少一分尴尬。这点我有体会。当所有的人都在舞池彩色的灯光中旋转时，孤单坐在一旁的看客是最难堪的。那种孤独忧郁会在心里长出草来。二是类似的沙龙我参加过，没有严格的形制或规矩，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无非是搭建个平台让年轻人彼此认识。对于我的要求，民子向来是有求必应。我们到得早，只有团委的几个干事在忙碌音响座椅之类的会务。相熟的王干事跑了过来，跟我热烈握手，把我们引领到类似火车卡座的包厢里，并自掏腰包买来了两瓶汽水。我挺得意，这证明我的人和我的诗都有影响。他眼睛发亮地看着民子，把汽水递过去时，我赶忙介绍说，民子也是诗人。

问民子在哪儿工作。民子回答得很老实。

问民子有没有请柬。民子回答没有。

王干事脸色陡然就变了。他把我拉到一边，责怪说，她的诗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怎么能带个服务员来……今天的沙龙规格很高，来的是各路精英，她坐在这里，会降低沙龙的整体水平！

汽水的吸管还在我的嘴里。我呛了一下。满不在乎说你是不是心疼那瓶汽水？回头我把钱给你！

他赶忙说，不是那个意思。你随便往这里带人不合适。一个端盘子的，我怎么给别的精英介绍？

我郁闷说，我也不是精英。

王干事说，你不一样。王云丫的大名埙城人都知道。

民子走了过来，拽了我一下。显然她一直在留神听我们的对话。此时的舞厅很安静。民子说，对不起，我不是来参加活动的……我还得上班，我先走了。

舞厅里有七八个人，都目睹了民子的离去，她的眼里含着泪。

我朝周围看了一眼，一股英雄气概骤然升腾。我把汽水瓶杵到了王干事的怀里。说了声：去你妈的精英！

夜色让路边的槐树和柿子树都黑黝黝的，像顶着一片沉重的云雾。从舞厅走出不远，就是那幢城市标志性建筑——鼓楼。此刻它沉默地矗立，任我和民子从它的胸腔里走了过去。由于岁月侵蚀，它拱形的门洞裂开了一道缝，就在我们的头顶，若是白天，会看得很真切。鼓楼的左后方是县委大院，那里亮着两盏路灯。可路灯照耀不到我们。穿过鼓楼，我就牵住了民子的手。民子的手很凉。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民子望着天，天上那些细小的星辰不时眨眼。她没说你应该回去，你不用陪我之类。她信任我。她不说，可我的心里很忐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团委举办的活动。意味着这是官方的，最高水准和规格的，还要有领导出席。可我连领导的面儿也没见到。我不是拒绝参加，而是在与参加对抗，性质应该很严重。我不知道刚才的举动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无礼，粗暴，少修养。会不会当作一个话题在坊间流传。如果由此我给各路精英留下不好的印象，那损失就太大了！诗人也是人啊，只是比寻常人更脆弱更在乎自己的形象啊！我的心情忽然恶劣得要命，不由攥紧了民子的手。民子显然不知道我想些什么，把手挣脱出来，握紧了我。民子的掌心给了我些许安慰，我们在鼓楼后面的假山石旁坐了下来。沉默了好一刻，民子忽然笑了笑，显见得她从刚才的难堪中解脱了。民子说，那个人说得对，我是不该来。都是我的错。

我有气无力说，平白受辱，是我不该找你。

我想，是的。人家邀请的是我，我不该因为怕孤单而带上民子。

民子一只手臂搭在了我的肩膀上，然后又把头靠了过来。

我问民子心里是不是很难受。民子说，刚开始是的。现在一想到错在自己，就很自责。

我拍了拍她的脸说，把你的诗也拿出来发表吧！

民子说，好。

顿了顿，民子又说，明天你跟我回老家吗？

其实我不想去，但我干涩地说了句，好。

我那时还不会骑自行车。民子骑车驮着我跑几十里山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起老母鸡让邻居宰杀。母鸡炖在大锅里，上桌时，两只翅膀一起给了我。民子说，唯愿你飞得高些，再高些。我说，你怎么不让自己飞起来呢？民子说，我是铁翅膀，飞不动。

事实证明民子不是运气好的人，她的那些诗，一首都发表不了。民子的忧虑连我都感觉出来了，她频繁地参加各类以文学命名的活动，喝那些不含矿物质的矿泉水和吃不用矿泉水根本无法下咽的饼干。这两样是举办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志。如果连矿泉水和饼干都不预备，那活动就未免太寒酸了。

三

有那么些日子，我觉得自己自闭了，抑郁了。从影院看电影归来这一路，民子都在跟我兴致勃勃说舒宇。那些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俘获了民子的心，我看得出，此时的民子，甚至能为偶像赴汤蹈火。她一点也不顾忌我的情绪不佳。

民子兴致盎然地要到“天上”来坐，我推说累，婉拒了。我看到民子错愕了一下，这之前她踏破了我的门槛子，总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的屋里有两张单人床，因为民子，我把床上的书报材料挪到了床底下，特意铺上了新床单。民子进来就躺在床上，就像她专属的一样。我不顾民子错愕的神情，头一扭，自己上了楼。我无法摆脱那种恶劣情绪，我觉得民子与那几个人合伙在欺瞒我。我每天都与民子碰面，我们好到无话不谈，可她却与别人一起欺瞒我？我拿不准。真的一点都拿不准。可那不是欺瞒又是什么？想到在冷饮厅的那一幕，我顿时觉得那就是预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对舒宇的推崇，分明就是想刺激我！愤怒让我失去了理智，去他娘的风度修养，老娘就是个没风度没修养的人！

我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掏出来摔在床上，楼道里都能听见“啪啪”声。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邮递员来送报纸。单位的人就齐刷刷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起到会议室看报纸。从国内看到国际，连版缝上的黑体字都不放过。有人剪报，有人抄报。做剪报的就是那个独身主义者，姓裘。我们就叫他“裘独身”。抄报的则是蹲过牢狱的那一位，我们叫他“谢小头”，他的头实在是太小了，比他的拳头大不了多少。他的大脑就长在那么小的头颅里，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能储存那么多的知识。另外还有七八个人，散落在大办公室的角落里，总有人故作边缘化，神情和动作都显得不屑一顾。过去我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爱看报纸副刊，他们最终会把有报纸副刊的版面转到我手里。可从某一天开始，我再也不想去办公室看报纸。他们竟然也在谈论舒宇，说舒宇要来投资，有军方和政治双重背景。还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今后埙城的诗坛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了，再也不会吃锯末饼干了。我装成有事的样子，匆匆从那间会议室里出来了。谢小头随后到我屋里串门，我猜，他大概想讨好我。他在单位年龄最大，可他从不错过讨好任何人的机会。我让他坐，给他泡茶。他站起来慌忙摆手说，我看你刚才有点不高兴，你一定反感别人公开谈论舒宇吧？我没有反应。猜不透他话里是什么意思。谢小头振振有词，说埙城来了大诗人，云丫肯定最早认识。想巴结舒宇的也肯定大有人在。这回我真的吃惊了。我从会议室出来，是怕别人通过我巴结舒宇？这联想也忒丰富了吧！我问他是怎么知道舒宇这个名字的。他说女儿在师范教书，舒宇去那里做过报告。会场上的人当时都疯了，一起喊着舒宇的名字。还有女生给他献花，当场表示要嫁给他。我说，舒宇接受了？谢小头说，哪会接受。这样的女孩子当时就有三个。我淡淡地“哦”了声，发现此时的我波澜不惊。仿佛舒宇完全是一个无关的人。是的，无关。我问舒宇演讲的主题是什么，谢小头说，青年与理想。他没有稿子，在广场上面对着几千名师生，演讲一气呵成。是个青年才俊。谢小头老套地说，难怪学生们为他痴狂，我听说了以后，都血脉贲张。你们一定很熟吧？就像鬼使神差，我点头说，是的，我们早就认识。谢小头说，我估计你们早就认识，这么有名的诗人来埙城，第一个肯定会来拜会你。

谢小头说得很认真。

我心平气和地与谢小头谈起了舒宇。我的讯息渠道，当然来自民子，以及那天在冷饮店听来一鳞半爪。可我发现，谢小头知道的要比我多得多，很有些信息我闻所未闻。据谢小头说，舒宇家在北京，但祖籍在埙城的乡下，离城市七十华里。他原本是军界才俊，既有政治前途，又是著名诗人。未婚妻原来在北师大读书。如今未婚妻却躺在冰冷的地下，舒宇在西山专门买了块墓园，安顿了也叫舒宇的女人。这本是他们两个人的笔名，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成了公共财产。原本想就这样共用一辈子，没想到人生之路多磨难，未婚妻撒手人寰。舒宇也由此脱离了军界，来家乡办实业。

他想办什么实业？我问。

大概还在考察阶段。谢小头回答得很严谨。

我说，你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吗？

谢小头移动了一下屁股，自信地回答：阵亡了一只小倭瓜。

……

——摘自中篇小说《阵亡》，作者尹学芸，原刊《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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