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女不成宴浅谈中国古代宴会中的女子之美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无女不成宴”。这句话在现代女性听来可能会有些不悦，但在古代，这却是一种特殊的习俗。中国古代的宴席之美，一半是由胭脂粉黛的香味，另一半则是文人墨客们的优雅笔墨，两者缺一不可。本文将从“宴”字和宴会上的女性发展过程的角度，向你展示中国古代宴席中的女性之美及其后续发展。
说到中国古代的宴席，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字——“宴”。在目前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这个字。而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字。
金文大篆宴金文中的“宴”字，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形似屋顶的盖子、圆形的桌子和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从“宴”的字形来看，在夏商周时期的人们眼中，宴会指的是多个人坐在一起宴饮聚会，此时还没有女性的概念融入其中。
而在秦汉时期出现的小篆中，“宴”字的结构出现了变化：宴由宝盖头、日字和女字组成。此时，屋檐下坐着的不再是坐着的宾客，而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从小篆的结构来看，至少在秦汉时期，女性就已经在宴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此后的楷书、草书等字体中，“宴”字延续了小篆的字体结构，宴席中的女性文化也被承袭下来。
《说文解字》中的宴字在中国古代的酒宴上，女性之美一直未曾缺席。汉唐时期，酒宴中的女性之美被人们发挥到极致，并被后世所继承。
（一）两汉时期：女性逐渐成为酒宴的焦点
在汉朝人的典籍，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女子进入宴席的记载。西汉时期的学者刘向曾在《说苑》中提到：楚庄王大宴群臣时，有一位臣子趁着蜡烛熄灭拉住妃子的衣服，但妃子留下了帽子上的缨子。为了保全将士，楚庄王选择让他们去掉缨子。但之前分析的“宴”字发展史来看，女性成为宴会中的主角应该在秦汉时期，刘向的这段记载并不能作为先秦时期的宴会女性文化的证据。
除了《说苑》之外，司马迁也在《史记》则直接提到过当时的陪酒女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为了向岳父讨要财产，与妻子一起当垆卖酒：
“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司马相如琴挑文君司马相如之所以能让卓王孙屈服，一方面是因为卓王孙本人好面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女性已经成为酒宴上的焦点，有诗为证：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
这首汉乐府的《陇西行》，讲述的是陇西地区的一位家庭主妇在当垆卖酒。这首诗歌中，这位主妇虽是做事老练，但依然是凭借自己的色相吸引客人的注意，从而赚取更多的银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陪酒女子，实际上还是以色侍人的。
卓文君当垆卖酒汉朝时期的陪酒女不仅要以色侍人，还有可能会受到骚扰。汉乐府中的《羽林郎》，讲述的就是一位容貌艳丽的卖酒胡姬被豪族调戏。虽然这位胡姬依靠自己的智慧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她依然不能改变这种社会现状。
按照汉朝当时的社会结构，卓王孙虽然处于地位较低的商人阶层，但毕竟也是当时的名商巨贾，影响力巨大，其儿女也多为知书达理之人。司马相如竟让他娇生惯养的美丽女儿在眼皮底下于酒肆中出卖色相，只为讨得几个酒钱，卓王孙又哪里受得了这等屈辱？因此他在儿子的劝说下，还是选择破财免灾，让司马相如夫妇带着钱财和奴仆离开。
卓文君当垆卖酒（二）唐朝时期：女子陪酒不仅是习俗，更是风雅。
唐朝时，随着外来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酒肆逐渐成为上至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经常关顾的地方。《唐六典》曾提到：“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在长安城的这些店铺中，既有出售日常用品的“帛肆”、“衣肆”等，也有中原商人经营的酒肆和西域商人经营的“毕罗肆”，这些胡商不仅在“毕罗肆”中出售香料，也会在东市开设一些酒肆。
相比于寻常酒肆，胡商开设的酒肆不但会为客人献上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还会邀请胡姬跳胡旋舞助兴。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描绘了胡姬们曼妙的舞姿：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妖猫传》中的胡姬玉莲对于唐朝人来讲，胡姬陪酒不仅是一项风俗，更是一件风雅之事。盛唐时期的诗人李白曾在《少年行》写道：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所提到的“五陵少年”，指的是生活在汉代皇帝五座陵墓旁边的公子。他们不是出身于官宦世家，就是豪门商贾之后，他们不但极具豪侠精神，且生活奢靡。对于他们而言，酒肆里的那些美丽的胡姬正是他们追逐的对象。
在这些富家子弟的追捧之下，当时的很多文人墨客也开始以胡人酒肆饮酒为荣，因此这一时期的宴会女子也多了几分文化气息。李白曾在《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中写道：
“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而在盛唐时期的另一位诗人——岑参笔下，胡姬不但是酒肆中美艳的舞姬，更是重情重义的女子。他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中写道：
“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
唐胡姬俑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乡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为什么唐朝人会如此热衷于这些胡姬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因为盛唐时期的经济条件。当时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撰写的《通典》曾记载过开元年间的经济情况：“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
唐朝的经济之所以如此强大，主要是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唐朝建立之初，唐太宗就曾出兵攻打突厥、高句丽等其他民族建立的异族政权。在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下，唐朝恢复了隋朝时期的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贸易。在当时的丝绸之路上，来自西域的栗特、突厥等民族的商人纷纷带着各式商品来到长安等城市，造就了唐朝的发达商业。
唐太宗时期的唐朝版图《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祆教祠二是因为唐朝胡汉交融的文化氛围。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善待胡人。唐太宗不仅击败了周边的部族，还善待其降将，因此被尊为“天可汗”。他在位期间，以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人为代表的胡族将领得到任用，此后的唐朝君王一直沿用这一制度。此外，唐朝统治者对胡人的宗教也十分包容，在长安城内，既有中原的道观、也有佛寺和祆教祠。
另一方面，胡族文化已经融入唐朝社会。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年间：“
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
由于唐朝统治者的开放态度，唐人不仅喜欢胡人的服饰、饮食和音乐，更是将胡族元素融入到了金银器、墓志、壁画等，唐朝时期的胡族酒肆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妖猫传》中的唐玄宗
宴会中的女性之美兴盛于汉唐，后世也继承了当时的审美。五代时期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就，就曾出现过歌舞伎的身影，她们或是吹奏乐器，或是翩然起舞，为这场宴会增添了几分香艳之感。而在宋朝，名妓李师师与文艺皇帝宋徽宗的传奇早已传遍大江南北，大哲学家朱熹还曾因为妓女严蕊，而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可见当时的妓女的确影响力巨大。
明清时期，文人宴席上陪酒作乐的已不再是身份自由的陪酒女郎和胡姬，而是一些出身下贱的妓女。晚明时期，文人都已和妓女结交为乐，她们不仅会陪酒游乐，更会吟诗作赋、吹奏音乐，素养极高。此后的清朝延续了这一传统，文人大多流连于八大胡同等风月场所，并留下诸多风流韵事。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顾韶学《柳如是像》局部上海博物馆藏而在民国时期，社会虽然已经开始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但也只有社会上层的女子可以享有这份权益，民间依然有不少妓女、歌女负责陪酒。新中国建立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才真正普及，并得以实施，“无女不成宴”才成了一句俗语。
但有些人依然将其封为桎梏，要求女性在一定要在酒席上陪同，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这似乎也成了一项“潜规则”。但他们似乎忘了：所谓习俗，不仅是因为人们长年累月的习惯而成，也会因时移世易而产生变化。在倡导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无女不成席”早已成为一项陋俗，早该被历史的车轮湮灭在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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