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夏志清的118封信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在电话上听到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后，不出两三天即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赶写了一篇文章《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主要参考资料即是一九七○年以来她所寄我的信件，现成放在我书房的公文柜内，抽阅很方便。但张爱玲至迟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收到我寄她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即该同我通信了。某一天我查看原先专存先父、先兄家信的四只长盒，无意中发现其中一只早已改放了几个文学界重要朋友的信件，张爱玲大部分六○年代的信件也在内，可惜没有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信，可能因搬家被我丢弃。我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从匹兹堡迁居纽约以来，虽搬了两次家，一次从六楼搬到二楼，另一次从一一五街搬到一一三街，所有的书信文件都未遗失。一九六三年以来张爱玲所有给我的信件都可以按年月有系统地排列起来了。
爱玲来信大部分找到之后，我当然也想起了三十多年来我自己给她更多的信。她经常在信上抱怨搬家遗失东西之苦，因之初在《对照记》上看到了“三搬当一烧”这句名言，我对自己的信件究竟保存了几封更不敢乐观。但人已不在，连我给她的信也觉得很珍贵，于是一九九六年秋我给了宋淇夫人邝文美一封信，问候二位的健康，顺便也问及爱玲遗物里有无我信札之事。文美嫂体弱，不写回信自在我意料之中。十二月四日我先后从蔡思果、高克毅二兄那里听到了悌芬兄去世的消息，除了在年卡上向文美嫂致唁以外，更不敢去惊动她。但隔不久我即收到《联合文学》总编初安民先生约稿的信，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这期书信专号上见到张爱玲给我的信。我想假如《联文》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爱玲的书信，而是我同她的信札来往（correspondence），岂不是更有价值，读起来也更有味道？因此在文美嫂最哀痛忙碌的期间，我不得不再去信麻烦她，并托克毅兄在电话上为我说项。终于在正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我收到了文美嫂的航空快信和我的旧信十六封。星期五下午，她还来电话问我有无收到了信件。星期六又收到了她一封“扶病作复”的航空快信。文美嫂如此赤心待我，无以为报，只有好好写篇悼念悌芬兄的文章给她看看，也留给世人作参考。遗憾的是，这篇悼文至今尚未写出，文美嫂亦已作古。
在收到自己旧信之前，我已尽了一番努力，把所有爱玲寄给我的明信片、贺年卡和信札，凭其日期先后排出一个次序来。爱玲长圆形的字迹，个个端庄，认清不难。但她有个坏习惯，即在信末只写下某月某日而不记其年份。我自己也不好，多少年来书房里只有一座四只抽屉的公文柜，供保存信札之用。但六○年代以后，朋友的信札与年俱增而公文柜容量不变，只好把旧信从个别档案里抽出，放在大信封内，另作处置。同时我也只好丢掉好多信封以便容纳新信。这对写明年月日的信件，没有关系，但我把爱玲的信封丢了一小半，实在是自添麻烦。有好几封信，要做了好几种周密的考虑后，才能决定其年份。有时难免出错，我曾把信件编号一○二误作七十一先登在《联文》第一六三期。在《联文》第二一三期才更正，故连载时此信登过两次。
张爱玲的信大半写在洋葱纸（onionpaper）上，隔了多少年，洁白如旧，折缝的地方也不会破裂。有些信则写在以纸浆（pulp）为主要成分的劣纸上，色泽早已转黄，折缝处黄色更深，且容易破裂。有大志的读者，最好从小养成用洋葱纸或其他高级纸张写信的习惯。说不定自己真会成了大名，连早年写的信件也有可能流传后世的。
开始连载《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时，我只有一○六封，后来又找到了十五封，连同以前少算的一封，该有一二二封。这是我在《联文》第一五五期《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五）》的统计。南加大（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图书馆收藏张爱玲的手稿信件，由浦丽琳女士经手，我二○○五年将张爱玲的信，连同我的信十六封半，出让给南加大。当时只觉得她的信应该由大学图书馆保存，没有想到不能借出，供读者观赏。影印时，少了四封。我曾把信一○二算了两次，把给庄信正的信误作是给我的，其余两封，即不知去向了。一九六三～六九年计四十六封；一九七○～七九年计四十九封；一九八○～八九计十七封：一九九○～九四年计六封，共一百一十八封。自八○年代起，她给我的信越来越少，一九八四年年底到一九八八年四月竟三年无信。看了她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的信，才知她这些年为搬家、看牙齿疲于奔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她身体每况愈下。重读这些信令人心酸。
张爱玲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欢的事，教书、做研究非其所长。她不与人接触，只能写她熟悉的事，她改写《怨女》、《半生缘》都是说的老上海，揭露中国人的丑陋，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除了皇冠的稿费没有固定的收入，耽误了看好医生，将皮肤痒当作跳蚤侵蚀，屡次搬家，影响了她的创作力。真为她惋惜。
这一百一十八封信按时间排列，按发信的地址分成六组：
壹、华盛顿，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六年九月；
贰、俄亥俄州牛津，一九六六年十月～六七年三月；
叁、曼哈顿，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月；
肆、麻州康桥，一九六七年六月～六九年六月；
伍、加州柏克莱，一九六九年七月～七二年十月；
陆、洛杉矶，一九七二年十月～九四年五月。
这一百一十八封信，包括明信片及圣诞卡。都是由上而下，由右至左直书。除了第三封信称我为“夏先生”外皆称我“志清”，下款署名“爱玲”，偶尔用“E.”或“Eileen”。第一行，空一两个字，行文不分段。
张爱玲的信件原文照抄，措词、笔误，均不加改动。信末括号内的年份都是我所加的。通常在每封信后面有我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这些按语可短可长。当然有些信件是不须加按语的。最近我因感冒住院三天，为了赶时间，第一○三封以后的信，按语为王洞所加。我的半封信（H）附在信三十七之后，宋淇夫人寄还我的十六封信，都是一九八五年以后写的，也按日期编号，号码前加以Ｈ，标明是我给张爱玲的信。自信一○七后，附在相关的来信后面。我的信及写在圣诞卡内最后的短信（H7），也是由上而下，由右至左直书，每段首行空一两个字。其余圣诞卡内的短笺，是由左至右，顺着卡内英文贺词横写。希望这些信有助于解读张爱玲。对张爱玲旅美生活不太熟悉的读者可参阅司马新的《张爱玲与赖雅》（简称《张赖》，大地出版社，一九九六）。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一九九七年四月首次发表，距今十七年，现终于编集成书。宋以朗贤侄慨允出书，王德威撰文介绍此书，在此一并致谢。内人王洞在照顾我起居之余，替我整理信件、校阅书稿，常常工作到深夜，对此书的完成亦有贡献。德威弟自谦，坚持将其大文作［跋］——“信”的伦理学。
——节选自《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夏志清编注，长江文艺出版社，有删改
连载2第二封：《怨女》的冷遇
——九月廿五日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第53、54页。至于为什么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House是Hiram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却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么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JointPublicationsResearch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JointCommitteeonContemporaryChina，贵校的Prof.DoakBarnettProf.C.Martin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
35CStreetSE,Apt.22
电话仍是-。祝
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爱玲
九月廿五（一九六三）
［按语］
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一九六五年六月开始，所有她的信件才改寄我的公寓地址。明片寄自Apt.,thSt.,S.E.,Washington,D.C.。一九六二年三月张爱玲从香港回来，即搬进她丈夫赖雅（FerdinandReyher），同年正月即已找到的这个公寓。第二封信上说，她将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底搬进同城Apt.22,35CSt,S.E.。一九六七年张爱玲搬居麻州康桥后，曾寄我一份三页的履历表。上面写到她于同年十一月才搬出第六街那个公寓而迁入Apt.22,thSt,S.E.。细查这两个乔迁后的住址，只有公寓号码是一样的。不出两三年，张爱玲竟把华府旧居的街道也记错，实在不易置信。十一月搬家之说想也是误记。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Rougeofthe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Pink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Scribner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一一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抛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
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onald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五、六○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Keene二○一二入日籍，定居日本。
赖雅身体越来越坏，每月只领到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DoakBarnett,C.Martin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一九九七年去世。Barnett耶鲁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年取得该校国际关系硕士，一九六九年即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rookingsInstitution去工作。一九九九年因肺癌去世。
——节选自《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夏志清编注，长江文艺出版社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pp/100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