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吉小说的技术冷漠症

胡传吉，学者，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学术志趣为中国文艺思想史及现代学术史研究，近年主要考察近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史、年前后中国知识人的选择及精神现象、胡适与现代学术思想等。著有《文学的不忍之心》《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中国小说的情与罪》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等。同时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自年至年，为《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撰写每月文学/文化期刊观察，每期约四千字，另在各类报刊发表百万余字的文学及文化批评。

胡传吉

开篇即需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技术”，并非小说的技巧，而是泛指生产力域里的技术，即具备造“物”［1］功能的技术。前辈国人在正视“技术”（Technology）一词的时候，大概也是惶恐不安、欲迎还拒，老祖宗的遗训不能丢，枪炮杀到眼前，自己的土炮不能转弯［2］，总得想办法去扭转这些颓势，只有修身养性的道德伦理问题解决了，国人尤其是士人才可能接受淫巧之器、过邪之术。

“技术”一词虽然早在《史记》、《汉书》等史籍里就已出现，但古人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技”、“术”分用。“技”被排除在读书人之外，其中藏有等级思路，“术”由道途引申至君臣心术策略，个中含有对个人手腕、城府及私德的判定。“技”与“术”在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体系里地位不高。技术既然是可以修习得来，那么就不存在难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样技术可以不朽，它不在立德、立功、立言的范围之内，它很难“久而不废”，因而，它被排除于不朽事业之外，也就不难理解。

即使在逍遥传统里，“技”也须与境界及不朽扯上关系，才能“游刃有余”。庄子之《养生主》，以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说生也有涯与知也无涯之事，话说那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初解牛时，以目见全牛，而三年后，“未尝见全牛也”，到最后，“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因其固然”，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庖丁之刀用了十九年，解牛无数，“而刀刃若新发于硎”［3］，到这一层面，技已进乎道，换言之，道已离技而去。庄子赞庖丁之“道”，实也贬抑了一般意义上的技，即不因其固然、陷入冲撞、不懂在顺逆之境合自然之势的技。有意思的是，庄子在赞扬庖丁之技时，以其合《桑林》、《经首》等律吕为评价标准之一，这与孔子以声乐参详礼仪之庄严、光大周公之正统，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上古致敬的举动，又与庄子时时揶揄夫子及孔门子弟实有偏离（亦相映成趣），可见庄子之矛盾。在庄子那里，只有到了得道这一层面，技之有涯才能转换成为无涯、“穷”方能一变为“不知其尽也”，反之，则是更刀折器的良庖、族庖，不足一谈。今人将这一寓言笼统地归为庄子平等自由观的体现，过于一厢情愿，我反倒认为，庖丁解牛等寓言恰恰包含了庄子对人事高低、万物层次的基本看法。识字、会写寓言的人，与善技之人，在庄子那里，还是有区别，他对万物众生，绝非一视同仁，其自然观后面，有着对“人为”的深刻反思，尽管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但自然与人为有着无法弥合的裂痕与分歧，这实在是他的先见之明。

不难看出，“技”与“术”处在社会较低层面的位置，除非它与其它伦理及价值捆绑在一起、彼此圆满，才能改变其低微的地位。

说起来，是所谓“现代”这一含有剧烈冲突的趋势，让“技”、“术”连用成为一种语言常态，它一如“科学”等，遣词造句乃至约定成俗，不仅与当时国运有关，更与中国士人遗风有极深的渊源。再看人们围绕“技术”所组的词语，诸如科学技术、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等，这些词汇，反复在提高“技术”的伦理含量，按西语习惯，科学与技术实际上是两码事，一个偏理论，一个偏应用，亦即说，从词性来讲，他们是独立又对等的关系，但在语言方面聪明过头的中国人，却发挥修辞功能及翻译想象，极力拉拢科学与技术，将原本是平行关系的两个词，发展为既平行又偏正、关系模糊的词组，并通常将“科学”放到“技术”前，以提高“技术”的档次。先后经过日本语、中国语的词性改造，“技术”及“科学技术”渐渐成为优先于其它领域的事物。细究起来，康有为、陈独秀等近现代士人改写词语的伦理价值，无不与创伤及挫折有关，可以说，他们在等级颠倒、大厦危倾的年代，仓皇中帮后人做出选择，这一过程，痛苦而快意，盲目但激情。

过分夸饰，过分贬抑，都很难说是出于对技术的平常心。缺乏平常心，要么陷入技术的“速朽说”，要么信奉技术的“万能说”，今天，包括小说创作等创造性活动在内的人文思想域，无疑深深被技术“速朽说”困扰，而我们的生产力域，则早已为技术“万能说”折服。历史深处的骄傲与创伤，使今人在“技术”面前失去平常心，走向极端。技术“万能说”平息历史创伤之时，又因其疯狂追求权势而生出强迫症，当代人文及思想域为此再添新鲜创口。有的小说家与技术撇清干系，更多的小说家根本没有意识到技术的“存在”。没有多少小说家愿意堕入所谓速朽的深渊，那唱之不尽的历史“骄傲”，更为小说家的失察与高姿态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正因为人们失去了平常心，所以很难看到，技术亦有常道，其常道，恰恰是与天道及地道同在、再平常不过的人道。许多的当代小说，一提笔即男女事、人际关、少年愁、家国恨、传统怨等日常琐碎，一开声即意义、生命、存在等空心口号（从不加辨别论证），不仅失却好玩之心，更失去想象之力。想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中间，终归是有个繁华铺张的过程、有一个槛外与槛内的论证辩驳，伟大作品的悲凉沧桑，不是离天遁地，而是由地生根，今日许多的小说家，省去那繁华与门槛，直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既无美感，又无逻辑，何来趣味？要说小说创作对技术失去平常心的坏处，我想，那就是它错失了关照更广泛人道世情的隐秘通道，或者说，它排斥并错失了更多的可能性，它扼住了小说创作的好玩之心、想象之力，它看不到更广大的人道世情。自我封闭，视野狭窄，抱残守缺，以旧仇新，以怒气掩盖失察，以生活替换全部……这些，大概是当代中国大陆小说之过于同质化、日常化的重要原因。

能对技术保持平常心的、能对技术既有正思又有反思的小说家，显然不能用“多数”这一词去概之。当然，即便是我下文即将论到的“少数”小说家，也未必愿意主动地与技术发生什么瓜葛。受技术“速朽说”的影响，谈及技术似乎便是降格，但如果我们能放下那偏执心、摆脱技术“速朽说”，就可以看到，对技术保持平常心，是多么难得而可贵的写作识见。

考虑小说之技术冷漠症这一话题时，我首先想到的小说家是金庸。

围绕金庸的争议，多是江湖事、功名事、私德事，撇开庙堂与民间之争，放下功名利禄的疑忌揣测，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谈一谈金庸的文学事。金庸小说的许多价值观，诸如民族观、英雄观、正义观、道德观、男性观、女性观等，均有可疑可商处。以我看，在价值观层面，金庸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建树，他的每一部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几乎都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隐在编码，他的奖惩倾向不可谓不明显。小说面目之相当中国化，得益于作者依傍历史来叙事，借历史点晴之手法的好处就在于，个人恩怨总有一天会抬到族国命运层面，个人恩怨不由私人来终结，而由族国命运来摆布。郭靖在华铮与黄蓉之间的犹豫，尤可解释金庸如何巧妙打通大小格局。仅靠个人性格不合或两情相悦的理由，成就不了道义上的圆满，只有族国之大情大义才能合法地分开郭靖与华铮，郭靖与黄蓉之终成眷属，不是个人式的自由选择，倒是族国选择了个人。不图荣华富贵、不忘家仇国恨、不失民族气节等等，华山论剑之天下第一的勋章，其实是要颁发给这些品质，按这些价值标准去论剑，郭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射雕英雄传》所彰扬的，哪里是什么武道精神，明明是儒家精神，看似仙风道骨、不惹尘埃，却最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个人命运后面，站着族国命运，这样一来，小说的格局就不至于太小家子气，待到洗却通俗风尘气时也容易打通任督二脉，其中的大情大义，又符合中国士人吟诵歌咏的习惯。但那看似逍遥的情怀背后，实则处处藏有苛刻的伦理戒律、高昂的道德激情、血腥的杀戮气息，金庸小说的价值取向，实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一支脉络极为接近，读之痛快，可惜趣味过重，细究起来，恐怕也令人不寒而栗，于此，不展开。

但金庸的小说技法自成一家、独创门别，他有他十分大气的一面，如果因其通俗而拒之以文学域之外［4］，那就是短见浅识了。这个作家有一颗异想天开的好玩之心，其贪玩之趣，恰好是当代大陆小说家所普遍缺乏的，也更是阴谋权术之心所难以想象的，金庸的小说，既在城府之内，又在城府之外。金氏小说，寓族国、道德、情爱等严肃话题于江湖游戏之中，跟技术实有太多太多的暗合及呼应处，他的价值观迟早会被人诟病——意义论者反复挖掘其意义价值，实在可叹。以我的看法，想象力才是金氏小说真正的卓越魂灵，借用《笑傲江湖》里的武功说法，即使金氏小说全无内功，但就凭那惊艳的“独孤九剑”，也能自由行走江湖，做不了天下第一，他至少还是“风清扬”。金庸笔下的一流武功，如一阳指、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九阴真经之武学、吸星大法、乾坤大挪移、葵花宝典武学，等等，这些来自远古残卷、佛经道学、壁画石刻里的字眼，经作者搓揉杂造，随便一敲打，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奇经八脉内的无数神秘便随之透出撩人的光亮。其所写每一样武功，飞山过海、隔山打牛、拈花飞叶……今日无一样不能被电脑技术制作。不能说他的想象超越了技术，但至少，他的想象能与技术同在。试问，隔山打牛、大海无量等，核爆、电磁攻击等，虽然前者文学后者技术，但又有哪一样不是对人类意念及能量的想象与夸张？有哪一样不是人之身心的延伸？有哪一样不是对宇宙的看法？只不过，前者是异想天开、浸淫文德，后者诸端是精心论证、反复实验、付诸实践。最不济，这些武功术语，至少可以去修饰形容核武器、无人驾驶侦察机、隐形轰炸机、钻地炸弹、电磁脉冲弹、激光制导弹等器物之威力，语言与技术走到巅峰，都是挑战并扩展身体极限。

昔日香港辉煌武侠影视，今日大陆古怪古装影视［5］，既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启发了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等手法，也可以说技术再开发了武侠小说。影视的反复改编，道具的循环使用，显示出原文本的巨大能量，是想象力而不是价值观，使金庸小说歪打正着。回到想象，就是回到文学的自由本性，金庸小说之最为出彩的地方，大概就在他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小说有很多翅膀，它们能让写与读拥有飞翔感、沉醉感，想象力正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翅膀。帕斯卡尔曾在《思想录》里称，人类为了幸福，尽自己所能发明一切。如果发明与技术都是人类追求幸福、无尽想象的产物——而追求幸福又并非总是善的，我们怎么能够说它们与人类的心灵毫无关联？

独树一帜的麦家，亦促我思考相关论题。人们习惯将麦家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博尔赫斯相提并论，不可否认，麦家的气场里，确实有异域叙事大师的影子，但《解密》等小说的叙事技法，就像是帅将身着的轻装盔甲，英武整齐、尘嚣自退，又像传说中干将莫邪之剑鞘，城府不露、锋气逼人，火候一到，宝剑出鞘，砉然剨然，莫不中军乐战舞，阵内变阵、气势收放自如，再用其它的语言去修饰，已嫌多余。麦家身着战袍，凌厉出手，孤独征仗，他的手法，让我想起艾米莉·狄金森在年3月写下的惊艳散句，“二月好似冰鞋一滑而过，我知道三月已至”，那其中的利落优美、快慢相宜，实有天外飞仙之惊、长河落日之鸿。

当代，极少有小说，能像《解密》、《风声》、《暗算》那样（尤其是《解密》），越过日常与琐碎，乘风追捕无形人墙及牢笼下的无影阴影，作者让未来与过去，都来到了现在。《解密》、《风声》、《暗算》里所涉的军事及制度背景，其实都是技与术的范畴，无论它们多么抽象或繁复，无论它们隐藏得多么深，它们都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产物。技术的功利心在于，它将永无休止地追求可复制的状态（虽然看上去它总是在创造）［6］，对人的复制也在其野心之内，人类的摹仿冲动，最终要靠近神创世纪、造万物的传说，比如说影画艺术表演、卡通片拟人化的倾向、机器人代替人的劳动等，就可以看作是人模仿神造人的游戏冲动。人们常说的挑战人类极限，无非是对那个永恒、神、绝对及无限的靠近——或挑战。《解密》中所涉及的编码与解码，实有一个长短电波传递及接收的技术想象及基础。容金珍的每一次解码，其实都是自我贬值。解码，意味着可复制状态的来临，意味着独特的被磨灭，意味着未来将成为过去。容金珍及其前辈长者，终其一生，都在避免被复制的命运，不做与他人相似的人，那就要做最出类拔萃的人。但即使最出类拔萃的人，也有恐惧之心——只要是人，就总有一样怕或至少有一样怕。天才在得到智慧与灵秀时，也得到恐惧与绝望——为人之愚钝茫然而恐惧，为人之聪慧无能而绝望。害怕被催毁的恐惧催毁了容金珍。容金珍的崩溃，是信仰悲剧的解密。技术在反复升级人的自我能量之际，也在反复升级对人的控制能量。技术诱拐了人的智慧与激情，技术让人迈向神迹，技术测试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远近（近了方知远）。人终生追求不被复制、不被控制的命运，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对技术的抗争、对有限的绝望、对无限的向往？

外物即人，人即外物。没有对技术的平常心与想象力，很难看到人与外物千丝万缕的神秘联系。麦家小说的暗码及寓言，神秘而辽远，要解开他的密码，非一朝一夕之事。

还有一些被通俗眼光降格的作家。

比如安妮宝贝，一位被通俗误读的大陆作家，她的《告别薇安》等作品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大陆最销魂铄骨的读物之一，当年她在众多网民内心造成多大的“动荡”（更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网民，更可称为平民中的精英），实难以估摸。她的文字，穿越技术的暗格，滑过看不见的网线，踩上时代的某一个痛点，从而让麻木在隐痛暗伤面前宽衣解带、难以自拔。语言与技术合奏，是那个年代的表达标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几乎十年一个波动，语言艺术充当了思想的先锋。网络作家这些称谓，对文学毫无意义，但技术改变了情感的表达方式，每一次书写习惯的改变，都将影响由物及心的距离，当手写变为键盘输入，纸张与语言的默契备受考验，由物及心或由心及心，将再度出发，就好像笔墨变了，文字得重新寻找与人相处的感觉。安妮宝贝文字之素雅，是大家闺秀式的素雅，略有古风。技术启发了她的阴郁，透过铁锈般散碎而阴冷的文字，她发现了人心更广大的暗处，她更微妙地暗示，黑暗比光亮更让人沉溺缠绵，告别永远比在一起更有激情，创造的邪恶在于毁灭，虚拟之网就是实在之笼，心灵的内向过程，依仗技术而完成。但也许，与时代过于合拍，又或者，作者在阴郁、唯美、幸福等看法转换之际发生错位，《莲花》等后来的作品，虽然依然貌美如花，但已失却《告别薇安》的神气。

再如20世纪50年代投奔澳港的倪匡，另辟蹊径，致力于设谜与解谜。今人对远古的认识，始于各式各样的“谜”，如那献祭之牺牲的激情后面，站着的就是谜，技术破除旧的谜之余，又伸向新的未知，倪匡对“谜”有独特的想象。虽然倪匡的作品毛病多多，有公式化及自我复制之嫌，又有受虐的心理阴影，但其“类科幻”小说，亦为文学忝列异彩，尽管香港文学又是另一类形式的单一。

对技术及外物缺乏平常心，文学局面之单一以及小说创作之同质，这中间没有必然而绝对的联系，但写作的混沌含糊作风，又总让人觉得不足。大陆评价小说的标准之单一及道统倾向，更是大大的拘束，我们有一个“鸳鸯蝴蝶派”已让人大惊失色，更不要说童话、科幻、奇幻、推理、侦探等文学会招来什么样的眼色了，就如《基地》、《指环王》、《变形金刚》、《骇客帝国》等作品来到中国后，除了娱乐化、好莱坞模式这些无趣的套话，你再别指望能听到多么有见地的中国评价。

大陆小说评价体系似乎更偏爱农耕挽歌式、受天而孕式的大部头小说，并通常借此以农业文明贬抑工业文明，士人趣味不可谓不浓厚。但如果我们透过对技术的平常心来看：士人咏诵的农耕生活，井田沟渠、茅屋草堂、锄头猪圈、牛车水井、粗衣薄衫、醇酒高楼……有哪一样不是技术的产物？只不过因其速度慢，所以生出许多的美感。所有的物，都堪称人的躯壳。技术也是人的躯壳，伴着人的欲望与好奇，在不停地成长。试问，飞机就是你的腿脚，难不成马车就不是你的腿脚？！嫦娥奔月是对世界的想象，难不成飞行器撞月就不是对世界的想象？歌赞农耕文明，无可厚非，但若为否定而否定，难逃蛮横之疑。

反而是古代人，对技术更有平常心，虽然他们有立德、立功、立言等不朽事业的压力。他们不像今日许多小说家，几乎没有任何物质技术铺垫，就直奔意义，直奔人心。仅以历史博物馆为例，里面的青铜器、玉器、印章、刀剑、五石散、兵马俑、龙床、建筑模型等等，古人的日常与军事，无一样不与技术有关，即便书画墨宝之好坏，也与墨锭墨汁好坏、纸张贵贱、毛笔软硬有关联。这些物事，虽十分技术，但又哪一样不关人道世情？就是因为它旧了，它全身都散发着再也回不去了的悲恸，它全身都是过去的华美时光，所以它文化了，但即便文化的灵魂转世永生，也离不开化学技术的保养清理。世上大多的物事，在人类出现以后，就建立了与技术血肉相连的关系。旧手帕焚烧，林黛玉诗魂飞天。翠玉镯子，度量曹七巧生命的丰圆与干枯，借华兹华斯的话来喻之，她就是“这断壁残垣的最后一位房客”。《石头记》竖着刻写、横着排版，毛笔之字样与印刷之字体，读感大不一样。庖丁尚且强调其刀新薄，否则刀不能自由摄入骨肉的缝隙。《三国演义》没有兵戈相向，何来惊心动魄。《水浒传》没有刀光剑影，何来畅快淋漓。没有闺阁胭脂、庭院楼台、回廊幽径，何来婉约艳词的断肠离魂。诸样文例可见，技术及产品对精神及境界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每个年代的人，都有物质技术的印痕，比如说四环素牙、外星人大板牙，定与技术产品有关，如药物等。技术之常道，不在别处，就在人道。想那沈从文，必是悟道之人，50年代以后，沈从文由空灵世界转入物质技术世界，他的鉴赏力有增无减，唯美与实用的合衬，反而让他找到新的精神出路。沈公死里逃生般的人生大转折，也许能为理解技术之常道提供特别的启示。

今日技术，犹如衣服，舒服适意，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人们但知其用，不知其性。技术因实用而受宠，又因实用被贬谪。比之单纯的技术，小说及文艺更有传承的优势。人类历史久了，便有一些不可更改或不大更改的元素在，比如语言文字、音符节拍等（实则也部分归功于技术），容易辨认，有助记忆，记忆即是选择及传递。相比起小说等文艺，技术自有一个淘汰翻新的机制，它不需要回忆，甚至不需要记忆，就能更新。技术之所以被写作事业贬谪为速朽之物，固然是因为技术自身的淘汰基因，也还因为一般的语言及知识修养，很难去把握它的原理、洞察它的内在趣味及秘密。或者说，技术是对世界的另类看法，它几乎可以直接挣脱一般世俗语言的描述与把握，去追求它那永无止境的境地。技术尤其是高端技术更新过快，让人产生恐惧感，非顶尖专业人士，不能解释亦不能跟上其内在节奏，它的传承习性，更难捕捉。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不同种类的语言及表述之间，有沟通上的巨大难度，那被压抑的现代性，当包括被压抑的技术。压抑或贬谪，可能来自不能理解、无法沟通，而非源于物事本身的贵贱。

科学肯定无法回答世间所有的问题，理性走到极致即是病狂，我不是技术“万能说”的支持者，但我以为，技术有如身体，都是人的躯壳、牢笼、隐喻，对技术的冷漠心（或者说视而不见）——更不用说对科学的冷漠心［7］，这大大局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想象力，包括对人之未来、现在、过去的想象力。我们的小说家不乏才气，语言上的花招称得上是层出不穷，但与外物交流的困难及德性上的妄自尊大，限制了小说家更上一层楼的可能性。要从小聪明走到大聪明，才、学、识样样重要。

注释

［1］包括实在物与虚拟物。

［2］清代，沿海也设许多炮台，但许多大炮是无法前后左右移动，这决定了武器只能“直射”不能“扫射”，海上强国前来逼宫、硬攻贸易，只好一退再退。由此可见，清代海防思路僵化，且远远落后于内陆马术作战思路。

［3］《南华真经口义》（《内篇·养生主》），（宋）林希逸著，陈红映校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年。

［4］或者说所谓的“纯文学”领域。

［5］之所以言其古怪，乃因为许多古装戏里，大凡是个人，都怀有一身好武功，天天飞檐走壁，时空穿越得实在离谱。

［6］其中最浅近拙劣的复制，莫过于造假术。

［7］如果说文学与神学乃至哲学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那么文学也必然与科学摆脱不了干系，除非我们有意忽略之。科学同样是人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它看似更确切或更理性，技术作为科学的有限应用，那就与文字的艺术并非全无关系，或者说，它们都是那个我们无法窥见全貌的生命及宇宙的一部分。正如罗素所言，“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序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见[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之绪论，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年）。

《文学的不忍之心》

胡传吉著

不忍之心是对同情冲动及语言幻觉的自我节制：节制里总带点聪明与勇敢；同情心里总带点轻慢与庆幸，同情不见得总是庄重。心情放不下情感，笔中则要添附理智。不忍之心，由道德出发，又高于道德，她是善与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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