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透过小岸和陈年看山西现实主义小说
我想谈谈对小岸及陈年小说创作的看法。她们两位在全国知名度不是很高，这与作者的创作成就有关，也与批评界对她们处于萌芽或者说是幼芽状态的创作生长点的忽视有关，这一创作生长点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提出二人，以期引起 小岸，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各类文学期刊，并多次被选刊转载及收入年选。已出版小说集《桌上的咖啡已冷》《温城之恋》《梦里见洛神》，散文集《水和岸》，长篇小说《在蓝色的天空跳舞》。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等。
小岸是生活在山西阳泉的自由职业者，她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集《温城之恋》《梦里见洛神》等等。她的小说的突出之处是写超越了现实之爱的神性之爱，这种神性之爱，当然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情节中有所体现，但更多地体现在作者的叙事立场上，浸润在作品字里行间的叙事倾向上。她的小说中所讲的故事，往往是男女情爱或者亲情友情的悲剧，或者说，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人，在与你最紧密最密切的人际关系中，所形成的悲剧。但造成这悲剧的，你又不能将其归结为具体的人物的善恶品行，或者将其归结为我们所习惯的社会问题。造成这悲剧的，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人的生存结构，每一方都有着自己合理的生存理由。譬如《半个夏天》中的彭思阳，《水仙花开》中的泽兴等等。这是一种存在性的无奈。面对这种无奈，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作者的叙事立场，是用爱来面对。譬如前面说过的《半个夏天》《水仙花开》还有《车祸》中的袁小月，《温城之恋》中的迟岩等等。这种爱，虽然不能实际性地解决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却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价值性超越，并且强健了人自身。用西方神学家温德尔曼的话说，不是在无奈中的虚弱认可，而是一种更为强壮的表现。这种神性之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母”形象有近似之处，但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中国强大的文化传统是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世俗生活的基础上的，所以，一向重视产生于或者作用于现实实际人生利益的现实之爱，譬如阶级之爱，人伦之爱，而神性之爱一向十分稀薄，甚至会被指责为宗教性的精神麻醉，或者对残酷斗争的逃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冰心、沈从文、孙犁、茹志鹃构成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虽然这条线索比较单薄，而且，总是被包裹在儿童文学、乡村情怀、战争、革命的外衣下，被误读。但这样的一种神性之爱，在今天这样一个戾气盛行的时代，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不论从继承新文学某一种价值路向的发展线索上，还是从对今天社会的现实意义上，小岸的小说，都值得我们给以重视。
陈年，山西大同人。自由职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先后在《天涯》《山花》《作品》《《芳草》等发表作品若干。有多篇小说被选载，并收入《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出版小说集《给我一支枪》《小烟妆》。曾获乌金文学奖和阳光文学奖。陈年是生活在山西大同煤矿的自由职业者，她的代表作有小说集《小烟妆》她的小说创作有别于工农兵文学的工农叙事，对继承了左翼文学的底层叙事提供了新的价值资源，或者说，可以引发我们对现实主义的新的理解。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中央意识的崩溃与危机，使一味求新求变与再三再四地怀旧恋古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二重变奏，但惟独少了立足现实对现实的直面。或在民族化浪潮中，中国传统的意象化的艺术方式再占上峰，只是这意象化之意象从心理感受的真实，演化为自以为体现了客观真实的“观念”；或在现代化浪潮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时尚，现实主义则被视若过时的“陈旧”与被淘汰的“过去”。但现实主义却并不因为你主观上不重视它而失去它真实存在的现实意义。
傅书华书影西方文论家戈尔德曼认为：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从大视野考察，这话大体不错。西式现实主义发生自经济结构型社会对伦理结构型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之后的价值动荡之中，而经过以“个人”为至高无上之价值标尺的浪漫主义洗礼，其立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民众个人利益诉求对社会的批判则是其鲜明的价值立场，人道主义则是其写作情怀，这可以最初的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画展及其后俄国现实主义创作高峰为实证。无论从传统群体伦理型社会结构的“老中国”，途经五四时代文化层面商业文明的短暂洗礼再发展到今日中国经济结构型社会对伦理结构型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之后的价值动荡，或从今日中国商业文明导致的中国全民性自觉或不自觉“个人”意识的觉醒，亦或从商业经济对下层民众的损伤，西式现实主义的文学结构都与当下中国的文学结构有着极强的对应性。尤如市场经济商业文明是不可逾越、跨越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实主义也是现代中国文学所不可跨越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对下层人在商业经济冲击下的呻吟的反映，对社会各阶层从原有壁垒中走出时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揭示，都是当下中国文坛所大为缺失的，而在这方面，陈年的小说就显示出了她的可贵。
傅书华书影陈年的小说大多写的是社会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又不同于过去的阶级压迫话语，而是社会结构性冲突的结果。譬如她的《浮生如寄》写不识字打电话的民工、写妓女、写回收废旧物品的普通人、修理自行车的普通人，写出了他们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她的《小烟妆》写伦理结构型社会向经济结构型社会转型期间对原有人与人结构关系的破坏，工友与工友的妻子成了卖淫的双方，但在这其中，又充满着人性的温情。现在的社会，问题很多，困惑很多，但许多小说远离读者迫切感受到的现实的人生经验，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力量，陈年的小说不是这样。
小岸书影小说是写人的，写典型人物是小说理论所特别强调的。但是，我们过去总是从观念出发去塑造人物，或者是阶级观念，或者是文化观念、家族观念，或者是西方某一种人生哲学观念，看似不同，但其实创作人物的范型、模板不变，所以，都是各种各样类型化中的“这一个”，不是独特的“这一个”。陈年的小说，她的人物，是活生生的，是感性的，有许多我们不能用既定的观念去概括它、提升它，所以，好像不够典型。譬如《声声慢》中七弦的父亲，《胭脂杏》中的陈小手、胭脂。但在这方面，一方面，陈年笔下的人物应该更饱满，另一方面，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我们原有的从既定理论来概括人物的评价人物形象的方式。
陈年书影陈年小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提出之处，就是她的小说，生动的细节很多，这些生动的细节充满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近年来的许多小说创作，重视主题、情节，重视细节的隐喻、象征，但不重视细节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细节的真实，需要的是作家对社会、人生深刻的观察与化入个人生命血肉的体悟，细节的真实，蕴含着对社会现实对人物的丰富性的巨大概括，中外许多作家的作品，主题、理念、情节失误、偏颇多多，但正是因为有众多的丰富的“细节的真实”，才给了当时及后代读者以无尽的回味与意义的阐释不尽。西方文论家考利多次告诫那些热衷于用现代小说技法进行创作的写作者说：如果不真实，就不可能是象征；如果不成故事，就更不成神话；如果一个人活不起来，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生活的原型。这话说得是极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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