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四十回宝玉中举正读

摘要：宝玉中举是对前八十回宝玉基本文化素养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艺术想象；是对前八十回中三条伏线的自然呼应。宝玉中举不是破坏了人物性格的一致性而是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是削弱了全书的悲剧性而是构成了更深层次的悲剧；中举后才出家而非落魄后出家深化了出家的内涵，真正达到了“万境归空”。因此，宝玉中举是宝玉形象的丰富和发展，提升了宝玉的价值和意义，续书此笔不是败笔，反是佳构。

关键词：宝玉中举；八股文；合理性；形象提升

后四十回中，最惹人诟病的，莫过于“宝玉中举”，论者认为这玷污了宝玉形象，违背了宝玉的思想发展脉络。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说：“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1]

俞平伯先生也认为宝玉中举毫无道理。俞平伯先生《后四十回底批评》道：“我先把四十回内最大的毛病，直说一下，听候读者底公决。（1），宝玉修举业，中第七名举人。……（1）宝玉向来骂这些谈经济文章的人是‘禄蠹’，怎么会自己学着去做禄蠹？又怎么能以极短之时期，成就举业，高魁乡榜？”[2]

对宝玉中举这一情节设置提出批评的还有罗根泽、吴世昌、何其芳、周汝昌、李希凡、蓝翎、蒋和森、周雷、滕云、蔡义江、庄慎之等先生。虽然也有林语堂等一些先生提出肯定之词，但从《红楼梦》的正式研究开始到现在，论者对于宝玉中举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然而，认真审视一下的话，宝玉中举是合理的，不是败笔，反是佳构。

一、中举是宝玉能力的合理扩展

宝玉中举是对前八十回宝玉基本文化素养的一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艺术想象。从前八十回来看，宝玉对八股文的内容要求并不陌生。根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八股文“题目仅限《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内，几无不为习见之题”[3]，可知熟读四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宝玉对四书本有根底，“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4]

即使贾妃教育宝玉的不是四书而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籍，宝玉自身也具备熟背四书五经的大部分章节的能力。第七十三回宝玉以为父亲要来盘考他，赶紧检点温习，“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内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经来，因近来作诗，常把《诗经》读，虽不甚精阐，还可塞责。”[5]

宝玉对于“《学》《庸》《二论》”不仅能背，而且“是带注背得出的”。《上孟》一半夹生，但毕竟一半是熟悉的。《下孟》“一大半（忘）了”，但毕竟一小半是熟的。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四书是难不住宝玉的。《诗经》也“虽不甚精阐，还可塞责”。而从清高宗五十三年戊申（）开始，乡试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以后乡会二场废论题，以五经《论语》、《学》、《庸》、《孟子》分出三题，题解主用朱熹集注。第二场经文五篇，题用《易》、《书》、《诗》、《春秋》、《礼记》。第三场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遂为永制”[6]。可见清代乡试需要掌握的内容宝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

而且，在八股文方面，虽然宝玉“素日恶此道”，但“贾政当日起身时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他对八股文也并不是全然隔膜、从不相知，否则，他何以还能从百十篇中辨别出“或精警，或流荡，或戏谑，或悲感，稍能适性者”[7]的那些篇呢？而且，对于这些“或精警，或流荡，或戏谑，或悲感，稍能适性者”的八股文，虽不曾成篇潜心玩索，他还是“偶一读之”的。

同时，宝玉具备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八股文发端为破题、承题，破承后为起讲，起讲后排比对偶，接连而八，故曰八股。从八股文的形式来说，八股文是骈俪的支流，对仗的引申。清阮元在《揅经室三集》云：“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8]也就是说，八股文是六朝及唐四六文的发展，只不过每股的字数多于四字六字句。

何怀宏先生在其《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专设《八股》一章予以讨论，他同意费孝通、潘光旦先生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能力检验的观点，又进而把“能力”区分为记忆、理解义理和组织文字、发扬文采等三种；并指出“这三种能力，尤其以后两种，又尤其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和语言美，因而考八股也就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会根’和文才”[9]。

如果说读背四书和八股文属于“记忆、理解义理”的能力的话，那么怎样写得出色还要看“组织文字、发扬文采”的能力了。写好八股文，怎样起承转合与对仗骈俪是相当重要的。恰恰，宝玉有这方面的才情和能力，且不说在宝玉“题对额”中的出色表现，只看宝玉所做的两个长篇——一篇歌行，一篇诔文，便可具体得知宝玉腹中虚实。

在《姽婳将军辞》中，宝玉充分显示了驾驭篇章结构的能力。《姽婳将军辞》入手先叙恒王，却用“秾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戈为自得”[10]一承，不落痕迹地为林四娘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又用“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11]轻松地从恒王转到四娘身上。而“不见尘沙起”，“俏影红灯里”又完全符合恒王本为轻亵而设的美女将军的身份。“口舌香”，“娇难举”又表现了宝玉善于体贴人情刻画入微之能。然而连用的“灯（丁）香结子芙蓉绦”[12]，虽转为萧韵，更妙，并博得“流利飘荡、绮靡秀媚”的称赞；却毕竟有散漫之虞，正如贾政所说，铺排太多，只顾用这些，但这一句底下如何能转至武事？若再多说两句，岂不蛇足了。宝玉答以一句煞住，贾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领？上头说了一句大开门的散话，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煞，岂不心有余而力不足些”[13]。然而，宝玉不过垂头想了一想，只用一句“不系明珠系宝刀”[14]，果然“连转带煞”，不由惊喜得“众人拍案叫绝”[15]，而贾政的反应也不由是“写了，看着笑道”[16]。要知道贾政几曾给过宝玉好脸色，只看“题对额”和“咏姽婳”对宝玉的言辞态度便可知。此处贾政也不由微笑，实为此句转煞妙不可言。不过“风流隽逸”已然齐备，“忠义慷慨”却落于何处？宝玉用了“明年流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蜂”[17]转之，其用一“走”字，可见炼字之工，而且“通句转的也不板”。接下八句不仅铺叙了恒王的出征和战死，而且侧面烘托出流寇的强势，又且“布置，叙事，词藻，无不尽美”[18]。此时宾客纷纷猜测宝玉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转奇句，宝玉却偏偏以“纷纷将士只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19]宕开一笔，这样，一不接得太促，太给人意料之中的感觉；二不落窠臼，和其他转句形成区别；三背面傅粉，以“明哲保身”的众将士更衬托出四娘的忠贞。

而“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实可伤”[20]——四娘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只是“胜负自然难预定，誓盟生死报前王”[21]，宁愿“临难一死报君王”罢了。恒王设立姽婳将军本是亵玩之举，四娘却通过自身的忠义慷慨赋予了这个行为新的含义，宝玉又通过自己的体悟和描画使四娘的形象色色如画、呵气欲活，最终又以“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22]提升和升华了四娘的内涵。而一篇“众人都大赞不止，又都从头看了一篇（遍）”[23]的《姽婳将军辞》，正表现了宝玉“组织文字”之能。

宝玉所作的另一长篇《芙蓉女儿诔》，不惟缠绵凄怆，更兼文才风流。这篇诔文的体裁是前骈体后骚体，在《红楼梦》全部诗词文赋中，是最长的一篇，也是文学才能发挥最充分的一篇。

首先，此诔文句式错落，节奏分明。前面的骈体以四六句为主，杂以六四句，十一字句，七字句，五字句，二字句，乃至一字句。这些句式，根据表意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使文章摇曳多姿，美不胜收。一般来说，二字句用于抒情，即文中“呜呼”领起“固鬼蜮之为焚（灾），岂神灵而亦妒。箝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24]一段。四字句用于一个话题的开始或转折。十一字句或七字句连用，为平实的叙述；四六句或六四句连用，为叙述或抒情的展开部分。而一字句“曰”，则用以领起下文。这样，全篇的行文，既起伏跌宕，又流转自然。

其次，此诔文骈俪藻饰，辞采华美。使用对偶句，是骈文的共同特点，但这篇诔文尤为突出。不但字面相对，而且音韵大体相对。在一句之中，平仄交替；上下句之间，平仄相反。所以音韵和谐，金声玉振，文质兼美，抑扬顿挫，富于乐感，富于诗意。藻饰是指运用色彩秾艳、华丽典雅的词语，来装饰文句。这篇序文，如“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25]，“桐阶月暗”“蓉帐香残”，“露苔晚砌”，“雨荔秋垣”[26]等，都是讲求辞采的典型例子。这样，使文章辞采华美，赏心悦目。

再者，在《芙蓉女儿诔》中，宝玉用的诸多典故，体现了他博学杂收之能。这些典故，有的取材于历史故事，如汉高祖与戚夫人、贾谊、汝南王与爱妾碧玉、石崇与绿珠；有的借镜于前人文句，如屈原《离骚》、汉东方朔《十洲记》、《晋书·向秀传》、晋杨公回诗、唐白居易《长恨歌》等等。而运用的手法又有所不同，有的是明用，如“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27]；有的是暗用，如“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28]；有的是正用，如“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29]；有的是反用，如“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30]。这些典故除了加强论证外，还以古比今、借古写怀，使文章内容充实，联想丰富，语言凝练，风格典雅。而且，正如余国藩先生所说，“宝玉为四娘和晴雯所写的两首诗，就如同他在二十一回拟《庄子》的文章，都可显示自己文采斐然，擅长文字拟仿”[31]。而“文字拟仿”恰恰是八股文的内在要求。

何况，宝玉还可以因戏曲而对八股文触类旁通。八股文和戏曲的意脉相通，都为代言体。倪鸿宝有《孟子若桃花剧序》，收入其弟子郑超宗所选《媚幽阁文娱》中，评论道：“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然要是同母异乳，维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32]为什么这么说呢？八股文古称“代言”，就是因为它是依据四书五经，揣摹古人思想口吻而进行写作的。“代言”者，即代替古人说话。袁子才《小仓山房尺牍》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说得更是透辟：“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摩口吻为工。”[33]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应试者谈到成功的经验，都说自己之所以能考中，有赖于熟读过《牡丹亭》、《西厢记》这些戏曲，学会了代人说话的本领。《容台集·文集》卷二《俞彦直文稿序》云：“往闻之先辈云：岭南廖同野为孝廉时，以行卷谒吾乡陆文裕公。公谓之曰：‘贤曾读西厢、伯喈否？’廖博雅自命，不读非圣书，颇讶其语不伦。又经月后，复以行卷谒公。公曰：‘尚未读二传奇何也？’廖始异其语，归而读之’。”[34]贺子翼《激书》卷二《涤习》云：“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辄掷之地……乃授以牡丹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见其藻思绮合，丽情葩发，即啼即笑，即幻即真，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35]

而宝玉对于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淫词艳曲”的戏曲态度如何？对于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宝玉不但一见如得珍宝，而且“过目成诵”、“学以致用”。宝玉偷看《会真记》，一时忘情，笑对黛玉说：“我就是‘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36]此句出自《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小子这多愁多病身，怎当那倾国倾城貌。”[37]宝玉曾夸紫鹃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38]此句出自《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教他叠被铺床”[39]。宝玉得知了黛玉突然和宝钗亲密起来的缘故，笑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口没遮拦’就接了案了。”[40]此句出自《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一味将言语摧残”[41]；“便做道孟光接了梁鸿案”[42]。更不用说第二十二回宝玉对宝钗所点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之《寄生草》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第三十回中脱口而出宝姐姐看的戏是《负荆请罪》；第三十六回因喜欢《牡丹亭》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怀，特意找龄官歌唱品味之事。

从中可以看到，宝玉对《西厢记》、《牡丹亭》这些戏曲不仅耳熟能详，而且达到了运用于心的程度。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与自己考中分别得力于两部戏曲：“王述庵司寇昶尝论举业得力于《牡丹亭》。凡遇皓首穷经者，必劝以读《牡丹亭》，自可命中。余窃自念得力于《西厢记》。”[43]可见，只要领悟了戏曲“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的精神，是完全可以应用在八股文上甚至取得不俗的成绩的。而且七十七回有一条脂批极有意思——“妙！通篇宝玉最要（恶）书者，每因女子之所历始信其可，此为触类旁通之妙诀矣。”[44]那么，宝玉也可以从戏曲入手对八股文“触类旁通”从而命中。

由此可见，前八十回虽然着重描写了宝玉厌弃八股的一面，但客观上，在宝玉科举的能力方面却还是留有一定余地。因此，续作者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生发和推进，并非一空依傍，闭门生造。从对宝玉知识能力的合理扩展方面来看，宝玉中举是有道理的。

批评后四十回者还认为其他人物的结局在开卷之初便有伏笔，但宝玉中举在前八十回未见伏线，可见是空穴来风。俞平伯先生痛诋宝玉中举是高鹗自己的恶趣——“高氏补这件事，大违反作者底原意……看高氏自己说：‘又复稍示神灵，高魁贵子，方显得此玉是天奇地灵锻炼之宝，非凡间可比。’……高鹗总觉得玉既名通灵，决不能不稍示神通，而世间最重要的便是‘高魁乡榜’。”[45]然而，通灵的神通在前八十回何尝没有铺垫——“置之于万万之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46]。虽然乡试会使万万普通人大感为难，但宝玉“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一第又何足道哉。

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之时，警幻仙子就明明告知，因宝玉有“意淫”之好，其祖先唯恐见弃于世道，求乞于仙子，故而警幻仙子引领宝玉于太虚幻境中游历一番，以知仙闺之乐，亦不过如此，而采用这种手段的最终目的是令其改过，留心举业——“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47]况且，金陵十二钗的未来是在太虚幻境中预见并且用曲词来点明的，最终果然一一应验，为何警幻仙子亲自点明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就不能应验呢？

不但仙界中有如此的暗示，在人世也有相似的伏笔，秦钟临死留下遗言，规劝宝玉自此以功名为要：“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48]秦钟和宝玉作为同气相求的朋友，“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同样看不起仕途经济，秦钟临死知悔，却是没有“以后”的，所以才把希望寄托于宝玉身上。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秦可卿和秦钟姐弟二人，在临终前分别托梦和留遗嘱给王熙凤和贾宝玉嫂叔二人（实际上两人平常也是姐弟相称）。王熙凤确实是被秦可卿之语触动而做了“退步抽身”的准备的，尽管这“退步抽身”的方法招人非议，但我们不能因为其方法而忽略了其内涵，也就是，王熙凤是听从了秦可卿的劝告的。那么，相对于秦可卿和王熙凤的关系，秦钟和贾宝玉的关系应该说更为深厚。如果从“伏脉千里”的创作手法而言，王熙凤听从了秦可卿的劝告，那么宝玉在日后实践了秦钟的遗言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举是对宝玉形象价值和意义的提升

当然，即使宝玉中举是对宝玉知识能力的合理扩展，并照应了前八十回的伏线，但如果这一情节设置伤害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降低了人物形象的价值的话，那显然也是一个败笔而无须称道，此前的一些批评家就是以此为依据批评宝玉中举。然而恰恰相反，宝玉中举不是破坏了人物性格的一致性而是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是削弱了全书的悲剧性而是构成了更深层次的悲剧；其中举后才出家而非落魄后出家深化了出家的内涵，而且正是达到真正解脱的表现。因此，宝玉中举正是宝玉形象的丰富和发展，并提升了宝玉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宝玉中举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果宝玉是把中举当成一块敲门砖，自此之后封妻荫子，尸位素餐，成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蛀虫式人物，那自然是违反了他的性格发展逻辑。但事实上，宝玉是把“中举”作为最后一桩对父母履行的义务来完成，是要了却人世间最后一个牵绊，给父母一个交代后可以安心地飘然而去。

宝玉赴试离家时，曾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说道：“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叫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49]临走时，他又仰面大笑：“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50]

这一哭一笑，折射出宝玉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宝玉不仅终身受王夫人宠爱，而且被寄予了满心望子成龙的期冀，但金钏跳井、晴雯被逐、因琪官挨打……可以说没让母亲省一天心；而且抓周时拣了钗环脂粉、不喜读书、整日在内帷中厮混、专好偷吃女儿嘴上的胭脂……更是让光耀门楣的希望落空。且他最终又下定决心弃家皈依，这种皈依是以完全放弃对父母应尽的责任——晨昏定省、生养死葬为前提的。母亲辛辛苦苦生养他一场，他不但没有报答这“昊天罔极”的深恩，反而最终要以出家给她沉重的心灵打击，因此宝玉非常愧疚，所以跪拜哭泣。

但是宝玉认为找到了报答父母也是父母更看重的方式。父母都更重视的，不是宝玉本身。贾政一旦得知宝玉私交王府戏子琪官，第一反应是“堵起嘴来，着实打死”[51]。不可简单视为是对儿子不成器的“恨铁不成钢”，更重要的是怕“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52]危及到家族名望。宝玉挨打时王夫人叫着贾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53]，她对宝玉的爱是退而求其次的，相对于宝玉这个实体，她更爱的是一个不再存在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54]，是一个在科举场上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是更有希望更有前途更让父母感到脸上有光的宁馨儿。“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55]，最大的孝就是使父母受到尊敬；其次就是不辱没父母、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使父母感到耻辱；最低层次是可以养活父母。虽然曾子的本意是让人子以美好的操守赢得别人尊敬进而尊敬你的父母，但是宝玉本来就不具备当时社会所要求的“美好的操守”，所以宝玉去中举，让一个在父母心中更重要的声誉代替自己活着，用一个举人的身份让父母感到荣耀受到尊敬。出家虽然舍了“能养”的小孝，但他过去种种“囫囵不可解”的行为，被视为“好美婢”、“近娈童”、“淫魔色鬼无疑”的“胡闹”，现在随着他割断尘缘而终止，再也不用让父亲为自己看来没有光宗耀祖的希望而失落愤怒，也不用让母亲时时为“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而恐惧悬心。达到了“弗辱”的中孝。而最后的中举，就是要实现“尊亲”的大孝。所以宝玉会大笑。

而且，大哭大笑虽然看似两种完全对立的行为，却有连贯的“草蛇灰线”相连，大哭时说“便是儿子的一辈子的事也完了”，大笑时说“完了事了”。因为宝玉念念在兹，所以时时发语及之——他是把中举当成人世中最后一桩义务来完成。宝钗劝宝玉应考的话语，宝玉独独对“从此而止”有所动心，说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你这个‘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56]于是去诓这个功名，用“中举”的报答，来使弃家弃亲的内心谴责“从此而止”，从而安心地出家。

在“潦倒不通世故”、“愚顽怕读文章”、天真、“意淫”的性格之外，宝玉恰恰还有不广为人知的另一面：对君权族权亲权的真心敬重。第三回他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57]第十九回袭人转述他的话：“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58]他讨厌八股文，也是因为“原非圣贤孔子剖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59]从中可以看到，宝玉实际上是把孔孟精蕴看作天经地义，对于圣贤遗训当然是不敢违逆。对于“受命于天”的君权，宝玉的态度是敬与护，他在第三十六回大发议论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60]同时表明了对君权的尊崇，“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61]这是他和侍儿袭人的闺阁之语，而非在严父严师之前的高谈阔论，正可说明这是他颠扑不破的信仰，而非冠冕堂皇的自饰。

第六十六回柳湘莲批评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谢过，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作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62]又表现出强烈的宗族观念。

他一贯遵循与顺从亲长的嘱咐，从不当面违抗。即使心有不愿，也不敢直说，只得隐忍，逼得狠了，也只有顺从。第二十八回宝玉为了“金”“玉”向林妹妹表白：“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63]下人来传亲长的话，他要站起来回答。甚至走过父亲书房门前要下马这一礼节，他也不愿违犯，因此要求打角门绕过去，以免下马。周瑞劝道，“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的，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要下来的。”[64]也不敢非分越礼。金钏由于“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自是有你的”而遭王夫人责打，宝玉的反应是“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去了。”[65]甚至金钏因被逐愤而跳井，宝玉也只好“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66]，并不敢为金钏分证。到了抄检大观园，逐晴雯、四儿、芳官等一干人，宝玉虽然如丧魂魄，悲痛得如万箭穿心，“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又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67]，还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不但不敢挺身而出，分辩几句，甚至连去贾母那里求情也不敢。晴雯垂死，宝玉虽一心记挂，但贾政叫他随同出来作诗，他也不敢不去。由此可见，“亲恩祖德”不是强加的外物，而是内化融入到骨髓血脉之中，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他的反抗从来都不是正面的、激烈的，出家算是他最决裂的行为了，“亲恩祖德”作为他最后的约束也不得不报，因此在出家前考一个功名求得安心。而且，他父母虽养之爱之，却并不真正看重宝玉，贾政说他“酒色之徒”[68]，王夫人说他“孽根祸胎”[69]，只有贾母爱若珍宝，并且予以推重：“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像他爷爷。”[70]因此，宝玉在悬崖撒手之前，好好地中一个举人出来，以世人千艰万难艳羡不已的桂冠，作为对老太太不顾众议宝爱珍惜的微薄回报。因此，宝玉中举正是宝玉尊亲性格的体现，有助于我们认识宝玉性格的复杂性。

其次，宝玉中举不是冲淡了悲剧性而是构成了更深层次的悲剧，并且因此一节“关锁”而使得全书气脉贯通。宝玉厌恶八股、看不起举子，但是为了最后给父母一个交代，他屈己从人，从事自己所厌恶的举业，跻身自己所鄙视的举子。这样做是要偿了父母，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自己麻醉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这样如白染皂之后，又怎么可能完全恢复为最初一念之我？虽自爱身之察察，却终于不得不俯首受了物之汶汶，即使有再多的不情愿，宝玉还是亲手异化了自己、主动背叛了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戕”？这种自我割裂必须承受何等的精神苦痛？故而，中举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剧！再进一步，宝玉中举给他自身带来了什么好处，是口腹之欲和娇妻美妾么？然而他去做了布衣蔬食六根清静的和尚。是赫赫扬扬的高名令誉么？他连朝廷赐予的“文妙真人”的封号都没有接受。宝玉中举、兰桂齐芳固然有助于贾家慢慢恢复，但他这位曾被视为“命根子”的人物却渐渐淡出贾府视线。如果说从龄官画蔷他悟出原来并非所有的女儿都是围着他转的，而是只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那么从自身中举他悟出原来世界也不是围着他转的，贾府没有他还是一样会生活下去。父母、妻子、仆妾，这些和人世社会紧紧联系的纽带，原来轻轻挣一下就断了。痴妄贪嗔想紧紧抱在怀里的，却发觉只是空花泡影一场。宝玉挨打是一次高峰，他以“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71]宣告了他的叛逆之路；宝玉中举也是一次高峰，只有站在更高的高度，才看清了人世间的真相。

况且，皇帝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赐给宝玉“文妙真人”的称号？“文妙真人”难道仅仅是对宝玉出家为僧的封赠？“弃石的自知之明乃生命劫数换得，又是‘石头记’的终极主旨，有劳空空道人助其问世传奇。贾宝玉是那‘肉身文本’、‘生命故事’，也是书中的‘石头’，难怪终卷之前皇帝降旨，赐其‘文妙真人’的绝妙道号……称宝玉为‘文妙真人’，高鹗或《红楼梦》的编者可不像某些红学家可能会说的，是厚颜无耻，用这个笔法又在奉迎皇帝了。这个道号反而像在形容故事，是在为《红楼梦》谥圣，而且用得也不怎么‘微妙’”。[72]让皇帝亲口加封“文妙”，一方面是对《红楼梦》文字之妙的隐然嘉许，另一方面，也是对开卷第一回“毫不干涉时世”[73]的遥相呼应。然而宝玉如果不曾中举，皇帝的封号必然难以下赐，这两个目的便难以达成。故而，“宝玉中举”实际上是《红楼梦》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宝玉中举深化了宝玉出家的内涵，赋予了这个形象更深刻的思想内容，更能对读者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因为如果宝玉是在“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之时，“贾家彻底破产之后出家，那出家就是消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为了找衣食之路的一种手段。而高鹗写宝玉中了举人本可以做官，又写了贾家虽然远不如前，但现状仍然可以维持下去，宝玉完全可以继续过他的温暖的小家庭生活，甚至可以飞黄腾达；但他一切不顾就毅然出走了。”[74]而且，宝玉中举之后再出家才是真正实现了“好”与“了”，才是实现了真正解脱。贾宝玉是神瑛侍者所化，“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75]而通灵宝玉是“无材补天”的顽石所化。受顽石恳请，一僧一道答应“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76]然而，动不动被摔被砸、形体上是贾宝玉附庸的通灵宝玉，实质上却确实是贾宝玉的“命根子”，其灵窍之所在。一旦通灵宝玉“被声色货利所迷”[77]，贾宝玉便不能抵御外来邪祟，甚至奄奄待死，“亦发连气都将没了”[78]。

后四十回中，在第九十四回安排通灵宝玉预知奇祸避世而去，在第一百二十回揭开这样安排的谜底，“那年荣宁查抄之前，钗黛分离之日，此玉早已离世。一为僻（避）祸，二为撮合”[79]。为何要如此安排呢？

因为神瑛侍者和通灵宝玉下凡来分别承担不同的使命。神瑛侍者是要和绛珠仙子完那一桩还泪的公案，泪尽债完，本无姻缘之份。但通灵宝玉很大程度上又是神瑛侍者的慧根，假如通灵宝玉和贾宝玉（神瑛侍者）不离不弃的话，完全清醒和理智状态下的贾宝玉当然不会俯就家长安排的“金玉良缘”。所以后四十回安排通灵宝玉预先躲避，一是免遭查抄时的毒手；二是使“金玉良缘”的结合不违背宝玉“木石前盟”的坚守，因为毕竟贾宝玉“自失了玉后，终日懒怠走动，说话也糊涂了”[80]，是在糊涂的状态下接受了“金玉良缘”。

至于通灵宝玉的使命呢？他时时念念不忘的，是“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81]只是听得一僧一道说那荣华富贵的好处，不由打动凡心，求告仙师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受享温柔富贵是通灵宝玉的“一时念”，而恸恨“无材补天”是通灵宝玉的“时时念”。

但通灵宝玉下凡受享之后，癞头和尚却又说因为“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82]，通灵宝玉的灵性“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83]，来点醒他“富贵荣华”的不可久恃——“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84]通灵宝玉下凡本想受享，仙师却点醒他不要沉迷这温柔富贵，要恢复灵性。而最终由大观园众女儿风流云散，贾府的大厦将倾，打破了宝玉的“一时念”。

现实生活中的“补天”莫过于通过科举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宝玉中举之后又弃若弊屣，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并不是“无材”，另一方面证明了自己是真的看破。他也终于解开了“补天”的心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只是不再愿意去补这个支离破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这打破了宝玉的“时时念”，使他真正走向了“万境归空”。

简言之，宝玉中举是前八十回中宝玉能力的合理扩展；是对前八十回中三条伏线的合理呼应。宝玉中举不是破坏了人物性格的一致性而是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是削弱了全书的悲剧性而是构成了更深层次的悲剧；中举后才出家而非落魄后出家深化了出家的内涵，真正达到了“万境归空”。因此，宝玉中举是宝玉形象的丰富和发展，提升了宝玉的价值和意义，续书此笔不是败笔，反是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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